农村包围城市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道路.这是毛泽东研究中国国情,把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产物,是夺取中国革命胜利的正确道路,也是对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的丰富和发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以后,国民党蒋介石建立了新军阀统治,对外投降帝国主义,对内实行法西斯专政,中国社会仍然是半封建牛殖民地社会,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在革命的危机关头,1927年8月7日,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了“八七会议”.在总结大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确定了关于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总方针,在大革命失败的紧急关头及时向全国人民指明了坚持革命的方向,使中国革命逐步进入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新的发展阶段.1927年秋到1928年底,中国共产党先后在全国领导了二百多次武装起义,其中最著名的有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和广州起义.这些起义开始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的新时期,振奋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对创建人民军队,探索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具有重要意义. 　　但是武装起义后是首先夺取中心城市?还是首先占领农村,和农民运动结合起来,走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这是当时必须解决的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毛泽东从实践和理论上回答了中国革命为什么必须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中国革命根据地和中国红军能否存在、发展并取得全国胜利等一系列重大问题.在实践上,毛泽东在领导秋收起义的过程中,为了保存和发展革命武装,否定了“取浏阳直攻长沙”,攻打中心城市的错误意见,率部向井冈LU进军,并于1928年4月与朱德率领的湘南起义部队会师,创立了中国革命史. 　　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井冈山根据地,点燃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星星之火,开辟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与此同时,毛泽东还在理论上进行了一系列探讨,1928年10月和11月,毛泽东写了《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和《井冈山的斗争》,总结了井冈山等地建立红色政权的经验,阐述了中国红色政权发生的原因及其存在和发展的条件.1930年1月5日,毛泽东又写下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对党在探索革命道路中的实践经验作了科学的理论概括,把建立红色区域和夺取全国政权联系起来,初步解决了把农村作为党的工作重点这一重大问题,实际上形成了以农村包围城市,在农村地区先建立红色政权,待条件成熟后,再夺取全国政权的关于中国革命道路的理论.尔后,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等文章中,毛泽东进一步发展丰富了农村包围城市的理论,使之更加系统化、完善化.1939年12月；毛泽东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指出,强大的帝国主义及其在中国的反动同盟军总是长期占据着中国的中心城市,如果革命队伍要坚持奋斗,不愿妥协,避免伤亡的话,“那就必须把落后的农村造成先进的巩固的根据地,造成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伟大革命阵地,借以反对利用城市进攻农村区域的凶恶敌人,借以在长期战斗中逐步地争取革命的全部胜利.”以农村革命根据地为依托进行长期的革命斗争,其主要形式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由武装农民为主要成份的革命军队进行游击战争.毛泽东又指出,把武装斗争的重点放在农村,并不意味着可以放弃城市,相反,革命的最后目的是夺取作为敌人主要根据地的城市,没有充分的城市工作,就不能达到这一目的,农村根据地也就处于孤立的地位,革命就会失败,农村包围城市. 　　武装夺取政权的理论揭示了中国革命发展的方向,为夺取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提供了正确的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是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光辉典范.它在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史上具有极为重要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