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事迹 　　包拯,生于北宋咸平二年(999年).（在《铡包勉》和《包公赔情》等戏曲里,说包拯从小受父母遗弃,由包拯大嫂带养成人,这不符合历史实际.事实上,包拯的幼少年时代,深受父母宠爱和教养.） 　　官场生涯 　　包拯长大后,也极为孝顺父母.与包拯同时代的欧阳修,曾经弹劾包拯“素少学问”.这里的“学问”,主要不是指读书和文化水平,而是指不懂人情世故.欧阳修其实不是贬低包拯,而是认为包拯“少有孝行,闻于乡里；晚有直节,著在朝廷”,应该给他以更合适、恰当的官职.包拯的青少年时代,也曾刻苦读书,所以在他二十九岁时,终于考中了进士甲科.按照宋朝规定,考取进士之后,便可以做官.包拯被派到建昌县(今江西永修)任职.但包拯认为父母亲年事已高,应该尽孝奉养双亲,因而请求回到安徽,在和州(今安徽和县)做官.但是,父母亲希望儿子在自己身边,包拯便决定辞职回家,在家孝敬父母多年,直到双亲去世,包拯守丧期满,仍不想离开故土.当时,这种封建孝道,受到家乡人的称道.近年,安徽合肥发现了一块包拯为父亲包令仪立的神道碑.碑上阴刻篆书“宋故赠刑部侍郎包公神道碑”十二字.这既是包拯留下的珍贵文物,又是他力尽孝道的见证. 　　由于家乡父老的劝告,包拯才离开家乡,离开父母灵地,到天长县(今安徽天长)任知县.这时,包拯已是四十岁左右的中年人.康定元年(1040年),包拯又出知端州(今广东肇庆).端州出产一种有名的砚台,叫端砚.端砚每年要向朝廷进贡.由于当地官吏和豪绅等层层加码克扣,端砚的产量虽多,却变成了百姓的沉重负担.包拯下令豪强官吏,不得贪污,只能按规定数量,向朝廷进贡.而他自己,直到离开端州,也不曾想要一方端砚. 　　或许由于包拯这种铁面无私的性格,被大臣们赏识,所以朝廷于庆历三年(1043年)将包拯调到首都开封.这是自从进京考试之后,包拯第二次来到京城.包拯被任命为监察御史.当时,监察御史虽然没有多大实权,但对包拯来讲,却十分重要.这是因为,从此包拯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并且可以对于朝廷各个方面,尤其是用人等方面,提出看法和建议.实际上,包拯在任监察御史期间,确实对北宋的内政外交,提出过许多批评和改进办法,并且还曾出使契丹(辽国),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庆历六年(1046年)夏,包拯调任为三司户部判官.当时的三司是中央财政机构,户部掌管全国户口、两税等,户部判官协助三司使的工作.不久,包拯先后担任京东、陕西、河北转运使,转运使负责一路（相当于省）的财政、监察等行政事务.在地方,包拯十分重视体察民情,要求朝廷让百姓休养生息而安居乐业．两年之后,包拯被召回开封,提升为户部副使.在此期间,他曾前往河北解决军粮问题,又曾到陕西解决运城(今属山西)盐业问题.在河北,他奏请用作养马的田地,还给地方和农民.在运城,他改革盐税法令,以便利于商贩经营盐业. 　　出色的工作,利国利民的成效,使包拯在皇祜二年(1050年)被擢升为天章阁待制、知谏院.天章阁是存放朝廷图书文献的地方,待制之衔,有名而无权.包拯又叫包待制,不过是对他的尊称.然而,知谏院即兼任谏官之职,却十分重要.谏官的任务是向皇帝进谏朝政的弊端,它可以涉及朝政的所有方面．在包拯兼任谏官期间,不但对横行不法的权臣屡次抨击,而且对时政的许多方面,提出了革新建议.可惜的是,两年之后,包拯改命为龙图阁直学士,这也是个虚衔(从此人们又称他为包龙图),并且又一次离开京城,到河北、庐州、池州(今安徽贵池),江宁(今江苏江宁)等地任地方官.直到至和三年(1056年)才回到京城,任开封府尹.嘉祜四年(1059年),包拯以枢密直学士、权三司使等官职,上升为当时重臣.第二年升任三司使和枢密副使,相当于副宰相之职.但是,年过六旬的包拯,这时已经夕阳西下.嘉祜七年(1062年)五月二十五日,包拯病死在开封.仁宗皇帝到包拯家中向包拯最后一别,追认他为礼部尚书,赐谥“孝肃”,所以包拯死后又叫包孝肃.他晚年在家里立了一块石碑,上刻《戒廉家训》道："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者……非吾子若孙也."他的事迹长期流传民间,过去小说、戏曲多取为题材.元杂剧已有《陈州粜米》等作品.以后流传日广,形成丰富的传说.遗著有《包孝肃奏议》. 　　主张改革 　　包拯所处的仁宗时代,已经不象宋初那样生气勃勃,冗官、冗兵和冗费成为当时的三大灾害,老百姓的负担加重,各地出现了士兵暴动和农民起义.面对这样的形势,包拯从忧国忧民出发,主张对时政进行整顿和改革.应当说,包拯的改革主张,其目的是为了巩固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但从客观效果上看,却有利于当时的下层人民．包拯之所以为天下百姓所爱戴,原因就在这里. 　　北宋庞大的官僚机构,冗官成灾,包拯认为必须加以整顿和革新.他不但主张用人要用忠直的君子,不能用奸邪的小人,而且建议提拔“奋不顾身,孜孜于国”的素有才能,公直廉明之人”.他不但七次弹劾“苛政暴敛”的转运使王逵,而且不畏风险,力主将皇帝的亲戚,“凡庸之人”张尧佐免去要职.在包拯看来,“在政府无所建明”的平庸之辈,不论其官职有多大,都必须下台.他曾建议改革选人、用人制度.他主张官员年到七十岁必须离职.他揭露不愿离职的官僚,是不知廉驻,“贪冒相尚,但顾子孙之计”.他主张不能任意封官许愿,即使是恩赐即由父亲的功劳而录用的子孙,也要通过考试.这些,都是为了解决冗官问题.包拯其实并不反对范仲淹主持的庆历新政.新政失败,许多官员受到处分,包拯全力为这些敢作敢为的官员呜不平,主张起用他们. 　　在经济方面,包拯一方面主张压缩开支,另一方面又主张不能苛剥平民.当时有一种政策,由政府向城镇百姓强行购买国家需要的物资,价格比市场价格低.这就成了剥削民众的一种手段.包拯坚决反对这种害民政策.他列举陕西强购军用物资的危害,“前后人户破蔼家产不少”,因而要求废除这种办法.包拯建议,国家急需物资应该“置场收买”,以公平的价格,自由收购.这一建议,无论对减轻百姓负担,还是对商品流通和商品生产,都是有利的.前面提到的运城解盐问题,也是由于包拯极力支持改革,使解盐的生产与销售,由原来官方垄断,改革为允许商人买卖.这一改革,不仅解除了百姓为政府搬运官盐之苦,而且同样有利于食盐的流通．沈括称赞这种“通商法”,“行之几十年,至今以为利,”此外,包拯还曾主张方田均税,即丈量地主豪强的土地,防止他们漏税逃役.他还曾鼓励民间采矿炼铁等等.可见,包拯的经济思想和经济改革,目的在于“宽国利民”. 　　在宋朝的国防和对外政策方面,包拯同样主张民富国强,改善边防措施,维护国家的独立和尊严.他在出使辽国时,辽国刁难他,他义正词严地据理力争,不卑不亢.回国后,他立即将在辽国的所见所闻,报告朝廷.他说,辽国在山西北部集结兵马,聚集粮草,其意图不可不防.他建议,一定要加强山西宋辽边境的代州(代县)、应州(应县)、雁门关一带的战备,以前,辽国蚕食边境领土,是由于边防之臣胆小怕事,不敢对抗,如今应该下令边臣,让其严加防守,不能丢失一寸土地．另外,原来这里的守将,在军事上是外行,现在必须派懂得军事的人去领导指挥.朝廷采纳了包拯的意见,加强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