迄今为止,人们主要把拿破伦看成是天才的统帅,他用军队使法国获得了空前绝后的强大.他开始征战欧洲各国,在顶峰时期,几乎控制了整个欧洲.没有什么也没有谁能够阻挡他前进.当他1806年彻底摧毁了普鲁士军队,从而使持续千年的“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历史宣告终结时,普鲁士的路易丝王后这样描写了这位法国皇帝：“他谈到好事和好人时,并不真诚.他的思想和他的野心只是为了维护一己私利.人们可以钦佩他,但不能爱他.他被幸运蒙蔽了眼睛,以为一切都可以实现.但他不懂得节制,凡是没有节制的人,都将失去平衡而跌倒在地.” 　　普鲁士王后说得很对,因为像所有没有节制的征服者一样,拿破伦也经历了他的滑铁卢—这已经成为纪念他最终失败的一句成语.而这个终结却是从他1812年远征俄国开始的.为远征俄国,他集结了六十万大军,有这支历史上最大的军队,全世界都预计他会很快就取得胜利.但结果却完全相反.俄国的军队回避每一场战斗,一再把部队撤回到腹地.到了9月,拿破伦的“大军”逼近了几乎是一座空城的莫斯科.几天之后,俄国军队放火烧毁了整个城市.拿破伦知道,没有足够的住处和足够的给养,他的军队是无法度过俄国的冬天的.他向沙皇提出停战建议—但却没有得到回应.他没有办法,只好命令撤退.然而,撤退对他的“大军”来说,却是一场灾难.每天都有数千士兵死于饥饿、疲劳和俄军的反击.最后只剩下5000人返回了家乡. 　　一向以战无不胜著称的拿破伦还是被打败了,这大大鼓舞了他的敌人,促使他们联合了起来.普鲁士、奥地利、俄国、英国和瑞典,一起向法国宣战.从1813年10月16至19日,在莱比锡附近进行了著名的“民族大会战”.拿破伦新组建的军队无法同盟军抗衡,遭到了第二次惨败.1814年,联军进入巴黎,拿破伦必须退位,并被放逐到了厄尔巴岛.一年之后,他又卷土重来,再次回到巴黎,推翻新立的国王,接管了政权.他再次建立一支军队,但却于1815年在滑铁卢附近被普鲁士和英国军队彻底击溃.作为英国政府的俘虏,拿破伦最终于1821年5月5日死在大西洋上的圣赫勒拿岛上. 　　拿破伦皇帝的统治只持续了十年的时间,然后,他的大帝国就像纸牌搭成的房子倾倒了.他为后世留下来的,不是他作为统帅的各种战绩,而是作为政府首脑所做的各种改革.其中特别是1804年颁布的《民法典》,革命的很多重大要求都在其中得以实现：对所有法国人实行统一的法律；所有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个人自由；取消等级制度；进入公共职务只根据业绩而不根据出身；经营自由；择业自由；财产占有权；宗教自由和实行民事婚姻.《民法典》成了欧洲及世界各国民法的榜样. 　　同样,行政改革也使拿破伦受到很多赞誉.法国被分为九十八个行政区,它们不是独立的,而是接受巴黎的指示.同样受中央控制的,是国家统一监督下的教育制度,全国施行统一的教学计划—直至今日,法国学校的毕业标准,在全国各地仍然是统一的. 　　拿破伦在德国取得军事胜利后,也进行了改革.例如教会管理区域的世俗化,即把管理权交给世俗的诸侯；原有的112个帝国主教区,从政治地图上消失.此外,350个帝国骑士辖区和很多帝国城市不再是独立王国,而是置于诸侯的管辖之下.由上百个小邦和最小的领地组成的支离破碎的帝国时代结束了；一个更强大更有生存能力的中等国家从而诞生.在这场“政区清理”中,主要赢家是巴登、伏滕堡和巴伐利亚,它们的版图明显扩大.市民的公共生活方式也根据新的法国法律进行了重组和规范.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尽管市民被剥夺了政治决定权,因为在德国还没有一个被人民选举出来的议会. 　　普鲁士和奥地利也未能摆脱法国思想的影响,同样陷入了改革的压力之中.“为防止爆发革命,我们必须改革.必须去帮助那些在上帝保护下的人们.”一个普鲁士官吏这样描写当时的形势.冯·施泰因和冯·哈登贝格两位男爵着手起草改革方案,方案在很大程度上是依照法国的模式.中学和大学的教育改革,主要贯彻了著名学者威廉·冯·洪堡的思想.直至今日,德国的大学教育仍然贯穿着洪堡的精神.改革的总体设想,是使普鲁士的臣民变成独立思考的公民,能够带着责任感参与国家的工作—或许在什么时候,也能有一个与国王处于平等地位的人民代表机构出现. 　　在另一个领域,拿破伦也是一个大变革者—当然不是出于他的情愿：在被法国占领的不独立的国家里一再发生反抗运动；拿破伦为了战争,越来越关注金钱和士兵,他的这个欲望越明显,反抗也就越强烈.特别是在德国,这种反抗已经成为反拿破伦的民族运动.如果说这个国家的诗人和哲人早已把自己看成是一个“文化民族”的一份子,那么现在他们就也想成为一个“国家民族”.哲学家约翰·戈特利布·菲希特在《向德意志民族的演说》中,要求他的同胞“塑造自己的品质”,重新成为德意志人.“让我们不仅在我们的身躯而且在我们的精神面前躬身礼拜,成为它们的俘虏.”这种维护民族特征的愿望,也是导致“解放战争”爆发的原因之一,这场战争导致了法国在欧洲霸权的结束.德国人日益增长的、有时是过于强烈的民族自觉性,也在这里有它的历史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