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统文化特征 　　总的来说,中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很多,最主要的有以下三个特点： 　　1、“天地者,生之本也”的农耕型文化特点. 　　千百年来,人们生长作息于“ 　　”,把土地当作自己的命根子,在一代代面朝黄土背朝天的悠悠岁月中,炎黄子孙养成了一种踏实诚恳敦厚笃实的性格.土地观念是农耕型文化的核心,因此,在我国古代每个村社都有土地庙,都要敬奉土地神,皇帝每年都要到天坛、地坛祭拜天地,象征性地躬耕,祈求 　　,国泰民安. 　　农业的春耕夏耘秋收冬藏的规律,要求人们事事脚踏实地,不违农时,循序渐进,却忌 　　,脱离实际, 　　是不行的.所以中国传统文化具有实用文化的特色.如在科技方面,最突出的是兵、农、医、艺四大实用文化；在人文方面,重视伦常日用,而不企求来世与天国；在思维方式方面,强调“经世致用”、“实事求是”精神. 　　农耕型文化把人际关系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作为理想目标.孔子高弟有子说：“ 　　”.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中庸》说：“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在民族关系上,我们的祖先历来推崇文治教化,主张：“协和万邦”,形成了民族团结、国家统一的传统.小农生产的目的不是为了市场需要而是为了自给自足.为了保证这种简单再生产的顺利进行,需要的是社会秩序的稳定.因此,强调个人必须服从社会、群体的利益,否定个体的独立意识,将个人融化于群体之中. 　　农业社会靠天吃饭,在天人关系上,不强调其对立的一面,而强调其同一的一面.所谓“天人合一”,就是要协调人与自然的关系. 　　小农生产所追求的是满足自身需要的使用价值,而不是经商赢利的交换价值.因此,自然而然地产生了“平均”思想.儒家讲“不患贫而患不均”,墨家讲“兼相爱”、“交相利”,都符合小农的“平均”思想.另外,小农生产规模小、狭,生产过程简单,生产秩序稳定,因而人们常常处于自我满足的状态,缺乏开拓精神与竞争意识. 　　2、“先祖者,类之本也”为血缘纽带的伦理型特点. 　　群、母系氏族、父系氏族社会都是在血缘亲族的基础上形成的.敬祖孝亲、承宗接代、绵延世泽的“ 　　”,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礼治秩序的核心观念. 　　夏、商、周的宗法制度是从氏族社会的 　　脱胎而来的.周王自称天子,即上天的儿子.他既是政治上的共主,又是天下的大宗.其王位由嫡长子继承,嫡长子的兄弟们则受封为诸侯或卿大夫.宗法制度不仅适用于同姓贵族,也适用于周朝分封的异姓贵族.同姓贵族之间是兄弟叔伯的关系,异姓贵族之间为甥舅亲戚关系.无论是同姓贵族或异姓贵族,都用血缘纽带联结起来,成为一铺坚韧的巨网. 　　孔子如此重视 　　,主要是要运用血缘纽带来维护传统社会的礼治秩序.汉武帝时,董仲舒根据他的“阴卑阳尊”的神学理论,提出了“三纲”说：“君臣、父子、夫妇之义,皆取诸阴阳之道,君为阳,臣为阴；父为阳,子为阴；夫为阳,妻为阴.”阳居主导地位,阴居从属地位.因此,君臣、父子、夫妇都成了统治与服从的关系.“王道之三纲,可求于天”.这样一来,就把“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统治与服从的关系说成是上天的安排,是神圣不可侵犯和永远不可改变的了. 　　“三纲”是一种“身份取向”,“五常”即仁、义、礼、智、信,是用以调适在“身份取向”条件下各种人际关系的永恒道德规范.从总体上说,“ 　　”是孔子的“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正名学说和“礼治”思想的发展.后人因而统称之为“纲常名教”.它实质上是中国传统社会礼治秩序的总纲. 　　中国封建社会的人际关系被概括在两个“五伦”的公式中： 　　Ⅰ天、地、君、亲、师Ⅱ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 　　前者是五伦的本位,后者是五伦在人际关系上的推广.《三国演义》中的刘备、关羽、张飞是政治关系,君臣关系,为什么要桃国三结义,成为拜把兄弟?因为只有建立这样一种亲族兄弟关系,才能找到一种比他们那种政治关系更可靠的纽带. 　　在封建时代,中国有两个最高的价值准则,一个叫忠,一个叫孝,忠是政治概念,自愿的服从和追随就叫忠.孝又叫肖,即效仿,子女追随服从父母就叫孝.忠孝的观念,在今天仍然存在,只是在形式上有些变化.例如,我们常用“听话”这个词,评价一个好下属,一个好孩子.听话是什么意思,当它作为一个政治价值时,无非就是“忠”,当它用来评价小孩子时,无非就是“孝”. 　　3、“君师者,治之本也”的君师合一的 　　型文化特点. 　　中国封建社会里,政治权力的最高代表是君王,伦理权威的最高代表是圣人.君师合一,就是政治与伦理合一.儒家讲求的 　　之道是君师合一的理论体系,也就是“伦理——政治”型文化范式的基本架构. 　　孔子的“礼”属于外部制约,“仁”属于内心的自觉.“礼”讲的是客观的社会规范,“仁”讲的是主观伦理修养,后者即所谓“仁”学,或“内圣”之学；前者即所谓“礼”学,或“外王”之学.在孔子那里,两者是浑然一体的. 　　孟子讲的性善论、养气论、仁政论等,都是把重点摆在 　　上,即摆在“内圣”上.《大学》则强调以 　　为出发点,全面阐发了修齐治平的“ 　　”之道.到了宋朝,程朱理学以“内”为本,以“外”为末,进一步发展了这种“内圣”路线.这样,在价值取向上,就特别重视道德的培养.它的积极的一面是尊 　　,重气节,鼓舞人们自觉地维护民族利益和社会正义,做到“ 　　, 　　,威武不能屈”,直到“ 　　”,“ 　　”.在这种伦理型文化哺育下的知识分子和人民大众中,曾经涌现出无数 　　,他们在与内外黑暗势力的搏斗中, 　　, 　　,在国家存亡绝续的历史关头,表现为凛然正气.如,齐有太史简,晋有董狐笔,秦有张良椎,汉有苏武节,蜀有出师表,宋有岳飞魂,晋有 　　楫,南宋有状元宰相文天祥的《 　　》等,他们在中国传统文化孕育出的文化气质与道德情操,永远激励着后世的仁人志士.但是,这种伦理型文化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就是片面强调道德的培育,而忽视知识的研讨与功利的追求.这种文化观念发展的结果,在知识分子中蔚为空谈心性,轻视实践的风气.一味向内心寻觅“天理”、“ 　　”,而无心于向外探索,终至堵塞了追求知识,发展科学,改造世界的道路. 　　儒学到汉代定于一尊以后,已具有准宗教的性质,君师合一,实际上起着政教合一的作用.一方面,皇帝被称为天子,代表上帝.另一方面,皇帝又独尊儒术,礼拜孔圣人.君师相依相护,有利于封建国家的安定.中国的儒学提倡贤人作风,缺乏智者气度,跳不出“内圣外王”的窠臼,因而妨碍了科学思维的发展,阻滞了向近现代文化的转型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