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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关于治学的一个突出见解是：治学要先治史。这是读书的途径，也是治学的方法。他说：“无论是学文学的，学科学的，他应该先看一部简明而可靠的书。”这就是说，不论做什么学问，要先从读史入手。这个看法是继承了清初学者的优良传统的，清初的学者，虽然也治经学，他们首先是治史学。登山临水，考古证今，知今知古，知外知内，①很有气魄黄梨洲始终遵守“学者最要紧乃通知史事”这一家法，顾亭林、王船山也都是谙于历史掌故的专家，“纵论唐宋，搜讨前明遗闻”，他们的学术成就远在单纯穷经的儒者之上。但是，到了雍正、乾隆以后，情况变了，有些学者，慑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再治史了。因此，有清一代的考证之学虽然盛况空前，但那史学成就却还不如宋代。这在中国文化史上不能不说是一大缺陷，鲁迅提倡治史，是对清初学风的继承，也是对乾嘉学说的批判，这在当时，是起扭转一代学风作用的。②为什么要治史？鲁迅曾经反复说过：读史可以知今，治史有助于研究现状。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又说：“将记五代、宋③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令的状况一比较，就当惊心动魄于何其相似之甚。”他还说过，治史非像章太炎说的，为了“保存国性”，而是“一治吏学，就可以知道许多‘古已有之’的事”④这即是说，治史决不是为了泥古，而是为了鉴令。

鲁迅治史，特别强调的是野史和杂史。他说过：“官修的史书，“涂饰太厚，废话太多⑤。‘如看野史和杂记’，更容易了然。”从借古鉴今的目的出发，野史和杂史要比官修的正史更有用处。鲁迅还曾看到，清代学者俞正燮，就是由于“看过野史”而变为一个“义愤填膺的人”，不同于咬文嚼字的考证学者。⑥

治学首先治史，治史又侧重野史和杂史，这是鲁迅总结了前人的经验而提出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观点。

在治史方面，鲁迅是有过许多设想的。他说过：“中国学问，待重新整理者甚多，即如历史，就该另编一部。古人告诉我们唐如何盛，明如何佳。其实唐宝大有胡气，明则无赖儿郎，此种物体，都须被其华衮，示人本相，庶青年不再乌烟瘴气，莫名其妙。”另编一部历史，这是当时一个重要的设想。像这样的历史，当时是没有的。鲁迅说过：“中国不但无正确之本国史，亦无世界史”。⑦知今知古，知内知外，都谈不到。怎样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现点，揭示历史的本来面貌，“被其华衮，示人本相”，这始终是历史学者急待完成的一项任务。⑧

鲁迅上面讲的“另编一部”，是指另编一部通史。此外，他还设想过要编各种专史。他曾举过“社会史、艺术史、赌博史、娼妓史、文祸史”等等，他说：这些“都未有人着手”。鲁迅还从《无双谱》一书联想到编写一部中国的：人史”，⑨他说：此书记载人物要“好坏俱有；有啮雪苦节的苏武，舍身求法的玄奘，有‘鞠躬尽瘁，死而后巳’的孔明，但也有呆信古法，‘死而后巳’的王莽，有半当真半取笑的变法的王安石；张献忠当然也在内。”鲁迅设想的各种“专史”以及“人史”，总的精神是要全面地总结历史上的各个方面的经验，作为今天的借鉴。这样的史法，鲁迅说，也并非是他自己的发明，他说从前中国的历史家早已明白了这一点。例如在古人著作的史书里，“大抵有循史传、隐逸传，却也有酷吏传、佞幸传，有忠臣传，也有奸臣传”。因为不如此，便无人知道全般。⑩这也是鲁迅总结了前人治吏经验的一个重要观点。

鲁迅治史，是十分重视史识的，有了卓越的史识，才会有科学的史法。鲁迅在谈到郑振铎所著的《中国文学史》时就说过：“郑君所作《中国文学史》，……诚哉滔滔不已，然此乃文学史资料长编，非‘史’也。但倘有具史识者，资以为史，亦可用耳。”由此可以看出，只是罗列史料，虽然“滔滔不已”，还不能称“史”；要变“长编”为“史”，关键在于“史记”。鲁迅平生是有志于写史的。他写过《汉文学史纲要》和《中国小说史略》，不过，对于这两部分，他自己并不满意。关于《中国小说史略》，他说过“大器晚成，瓦釜以久”的话；关于《汉文学史纲要》，他也说过：“文学史稿编制太草率”，“挂漏滋多”的话。他曾经有过另外的设想，他说，曾拟编中国字体变迁史及文学史稿各一部，先从作长编入手。“由于鲁迅逝世过早，这两部书没有编成，这是极可惜的。不过，可以弥补的是，鲁迅另有两篇重要文章可以看作这两部未竟之书的具体而微的缩影。那就是《门外文谈》和《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这两篇文章是比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和《汉文学史纲要》更能实践他的理论，体现他的史识和史法的。试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一文同师培的《中古文学史》相比较，就可以看出，鲁迅怎样在这不很长的文章里竟能包举一代，囊括众家，既详源流，又论风格。至于《门外文谈》，本来不是专谈字体变迁的，但其中关于字体变迁的论述，可以说澄清了汉儒以来的许多玄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