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中国文化语境中的圣约翰——反面 　　宗教人物的典型 　　在中国读者眼里,圣约翰伪善自私,野心勃勃（祝庆英,1995：9）.他虽然表面上几乎是个几无瑕疵的圣人,本质上却是个极端自私冷漠的伪君子（杨静远,1992：20）.在原著中,圣约翰是一个奉行禁欲主义的加尔文派传教士,他号召简爱去过一种完全克制的生活,和他缔结没有世俗爱情的婚姻,去印度传教.而中国的评论家则对他的禁欲主义大加抨击,认为他代表的是“虚伪怪诞的宗教文化”,他是“用所谓的神恩来压抑人的一切情欲,是以宗教狂热掩盖其勃勃野心”（吴晶,1994：22）.与罗彻斯特相比,他“奉行的是另一种大男子主义”（张蓉燕,1992：88）,是简爱的又一个压迫者.诸如此类的批判之辞,在有关《简·爱》的评论文章里比比皆是.有鉴于此,国内不少人都觉得作者在小说中对圣约翰的溢美之辞不可理喻,认为作者把“他的严厉、苛刻和野心勃勃理解成为完成拯救人类这项伟大任务必不可少的品质”极为错误（张蓉燕,1992：88）,乃至指责作者“主观上没想揭露圣·约翰的伪善面目,而把他写成为一个有貌有德的正人君子”（祝庆英,1995：9）.有些学者虽然没将圣约翰与宗教等同起来,但也同样批评他“自以为是忠实地传播上帝的福音,其实是不自觉地作了可怜的宗教信条的牺牲者”（王化学,1980：104）.总之,纵观《简·爱》自译介到中国后的接受史,我们不难发现,在中国这个独特的文化语境中,圣约翰形象一直作为反面的宗教人物而遭到批判.在中国读者心目中的反面宗教人物,在作者和原文本中又是怎样的形象呢?我们有必要将人物还原到原文本中进行考察. 　　二、原文本中的圣约翰——近乎 　　完美的圣者形象 　　将圣约翰还原到原文本中后,笔者发现,原文本中的圣约翰,和中文译本以及中国读者眼里的圣约翰竟是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换言之,圣约翰这个形象,在译介到中国之后产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异.以在中国影响最大的祝译本（祝庆英译《简·爱》,上海译文出版社）为例,小说英语原文本中用来刻画圣约翰形象的许多中性词,在祝译本中都变成了贬义词.如原文中圣约翰对自己的描述,“Iamsimply,……acold,hard,ambitiousman.……myambitionisunlimited;mydesiretorisehigher,todomorethanothers,insatiable.”在祝译本中被译为“我……只是个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人罢了.……我的野心是无穷尽的；我希望往上升,希望比别人做更多事的欲望是无法满足的”（见祝译本,第492页）.此处的“acold,hard,ambitiousman”被译成“冷酷无情,野心勃勃的人”,“ambition”被译成“野心”,“desire”被译成“欲望”.又如圣约翰的妹妹对他的描述：“……hehidesafeverinhisvitals.……heisinexorableasdeath”被译成“他的内心隐藏着一种狂热……他像死神一样无情”（见祝译本,第467页）.此处的“狂热”“像死神一样无情”都是明显的贬义词.这样的译例不胜枚举.其实在通读原文本后我们不难发现,圣约翰的“野心”无非是去印度传教；所谓“往上升”（有些译本甚至译为“往上爬”）,无非是想在宗教事业中有一番作为,而非在世俗社会中的追逐名利；说他“像死神一样无情”,也有欠公允,因为“死神”是迫害者的代名词,而圣约翰并没有迫害过任何人.他也并非全然无情,他深爱着“天使般的”奥利弗小姐.只是他认为简能吃苦耐劳,具有一个传教士妻子的品质,只是能够在事业上助他一臂之力,所以向她求婚.他的所谓“无情”,只是出于其自身的宗教信仰,而在宗教责任和世俗感情的冲突之间选择了宗教责任而已.至于说到“伪善”,简从桑菲尔德府出走后,在荒原上凄苦流浪,几近死亡的边缘,是圣约翰收留了她,这怎么能称之为伪善呢?原文本中其实充满了对圣约翰的溢美之辞.作者从简的视角盛赞圣约翰的温和仁慈和献身宗教的热忱,在小说末尾交代人物结局时,甚至说他“坚定、忠实、虔诚、精力充沛、热忱、真诚地为他的同类辛勤工作”,换言之,原文本中展现的其实是一个几臻完美的圣者形象. 　　小说原文本对圣约翰形象的刻画,其实离不开其西方基督教文化的背景.这其中有作家自身的宗教观念、道德意识和家庭濡染等多方面的文化心理动因,体现了深厚的文化蕴涵.众所周知,作家夏洛蒂·勃朗特本人就出身于一个宗教家庭.她父亲是英国北部约克郡的一个穷牧师,学识渊博,热衷于宗教事业.从小就深受宗教浸染的夏洛蒂是不可能将圣约翰作为反面人物看待的.小说中的简虽然最终拒绝了圣约翰的求婚,而奔向了世俗的爱情,但她对圣约翰的人品和他的宗教献身精神,显然怀有深深的敬意. 　　三、中国读者的期待视野——形象 　　变异的深层因素 　　圣约翰形象在中国的变异,实际上是一种饶有趣味的文化误读现象.至于造成这种文化误读的根源,我们可以从接受美学中找到答案.接受美学认为,任何读者在阅读文学作品之前,头脑中并不是一张白纸,而是有一定的期待视野.所谓期待视野,是“读者在阅读前就已存在的意向,这种意向决定了读者对所读作品的内容和形式的取舍标准,决定了他阅读的重点,也决定了他对作品的基本态度和评价”（陈惇、孙景尧、谢天振,1997:475）.期待视野有两大形态：其一是既往的审美经验基础上形成的较为狭隘的文学期待视野；其二是在既往的生活经验（对社会历史人生的生活经验）基础上形成的更为广阔的生活期待视野.同时,由于读者总是处于一定的文化语境之中,基于读者审美经验、价值观念等因素之上的期待视野,无疑会受到这一文化语境中的文化文学传统、道德观念等因素的影响.以中国的文化语境而论,中国在近代曾饱尝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和蹂躏之苦,在此期间,一些不法的在华传教士助纣为虐,成了列强侵华的帮凶,在中国干尽了伤天害理的勾当.于是,在我们民族的文化记忆里,传教士就成了“伪善”的代名词,他们被认为是“帝国主义的爪牙”,（张学信1958：16）.这种记忆已经成了一种民族的文化积淀.正因如此,自近代以来,出现在中国影视作品和文学作品中的传教士形象,几乎都是反面角色.在这样一个独特文化语境中的读者期待视野,无疑会将传教士形象定义为“伪善”“冷酷”“野心勃勃”这样的反面角色.这样的期待视野,自然会影响和制约读者去解读相关文本.按照接受美学的观点,期待视野既是阅读理解的基础,又是其限制,作品文本包含着被各种期待视野对象化的可能性.以此而论,我们对圣约翰形象的“误读”,其实是我们基于自己独特的期待视野将原文对象化,从而得出了不同于原文读者的结论.圣约翰形象在中国的变异,因而成了顺理成章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