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长城的历史作用 　　以雄峙中国北方大地的万里长城为中介的南北广大地域所构成的长城带,横贯今辽宁、内蒙古、宁夏、甘肃、陕西、山西、河南、河北、北京、天津、山东和吉林、黑龙江、青海、新疆等省(市、自治区)的相当一部分地区,也包括历史时期处于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和朝鲜半岛的若干地区.其范围南北宽约数百公里乃至上千公里,东西长约数千公里.长城带自远古至今居住着众多的民族,各民族及其相互关系的发展,是观察和理解长城带一切事物的关键所在. 　　在历史发展过程中,长城带的古代民族,有些消失了,一些新的民族又融合生成,它们都与当今分布在长城带的20多个民族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无论已经消失的还是至今继续发展的各民族,都对中国的历史发展做出过重要的贡献. 　　万里长城是中国古代民族关系发展的产物,但目前对于长城南北民族关系内在发展规律的研究尚不充分.总结已有的研究成果,拓宽研究领域,揭示长城与中国民族关系发展的内在联系,对于长城学、民族学及中国民族关系史等学科研究的发展,对于促进民族团结都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重要的理论研究价值. 　　2.长城带的经济结构与民族格局 　　经济文化结构中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和地形特点所构成的地理环境、气候特点,决定了整个中国大陆古代经济、文化大致分为东西两大区和南北三带的天然布局.东西两大区即北起兴安岭,经燕山、阴山、贺兰山、岷山至横断山脉一线,以东为农业经济发展地区,其西是畜牧业(间有河谷或绿洲小块农业)经济发展地区.三带即秦岭、淮河以南为水田农业经济发展带；秦岭、淮河以北至阴山、燕山以南和东北平原是旱作物农业经济发展带,阴山以北,贺兰山以西为畜牧业经济发展带.两区三带的天然布局,构成中国大陆古代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长城带包含了整个旱作农业经济发展带和畜牧业经济发展带的大部,构成一个完整独立的经济体系.经济上以农业经济为基础,畜牧业是农业的重要补充,两种经济相互依存,互相补充.文化上以农耕文化为主导,农、牧两种文化相互渗透和吸收,不断汇聚与辐射.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农业首先在黄河中下游发展起来,成为整个中国农业经济、文化的腹心,并成为全国经济、文化交流汇聚的中心.在整个畜牧业经济区,自兴安岭以西、阴山以北的内蒙古大草原,凭借得天独厚的条件,发展成为畜牧业经济、文化的腹心.长城就坐落在这两个经济、文化腹心的自然交汇处,它是一定的经济发展基础的产物.长城既将 　　两种经济、文化隔开,又将两种经济、文化联结在一起. 　　民族格局民族格局总是反映着地理的生态结构.两大经济、文化腹心的形成,标志着两大系统民族的初步形成.西周以降,长城以南的农业区形成华夏民族,近长城以南的黄河中下游,经济文化处于领先地位,建立起以早期汉族为主体的强大秦汉多民族统一的封建大帝国；长城以北畜牧业地区,也于战国末形成以匈奴族为主体的多民族统一的匈奴奴隶制政权.长城的修建,成为中国古代民族形成的标志.而秦汉的长期统一,铸就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雏形.自秦汉至明清,匈奴、氐、羌、东胡、乌桓和鲜卑、突厥和回鹘、党项和契丹、女真、蒙古等古代民族反复汇聚长城带,逐鹿中原,形成古代民族发展的一个又一个高峰,进行一次次民族融合,在融合、发展的过程中,一些民族实体消失,又一些新的民族实体诞生.到元、明后期,长城带的近代、现代民族实体都先后形成,构成长城带当代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3.长城带的民族关系 　　长城带古代的经济、文化结构与古代民族的构成格局,决定了中国古代农业经济地区与畜牧业经济地区的关系集中表现于长城一线,其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也沿长城一线展开.与此相适应的中国古代的民族问题也集中于长城一线,表现得异常突出,无论是民族间的联合与交流——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还是民族间的斗争——军事的、政治的——都沿长城一线展开,它对于主体民族的形成与发展,主体民族与长城带各民族的关系,以至整个中华民族的形成与发展都曾起过重要作用.这是由于中国古代经济体系一分为二、农业经济与畜牧业经济的对立统一所决定的. 　　长城带经济、文化的对立统一与发展农业和畜牧业是两种截然不同的生产方式,农业需要人员定居稳定生产,而畜牧业人员却在流动中放牧,两种生产方式各有其不同特点,因而农、牧两大类型的经济、文化,自古就有矛盾的一面.畜牧业生产的单一性和不稳定性,使之对农业有很强的依赖,又常常造成两种经济、文化的失衡,出现严重的对抗.而古代牧区保留的部落亦兵亦民的集群社会组织,很容易形成军事优势,有时进入农业区掠夺,给农业区造成极大破坏.长城的修筑与存在,便起到了把农、牧两个民族隔离开来,借以增强对畜牧业民族掠扰的抗御能力,使之不能轻易得逞,从而有利于保护中原地区的农业经济和先进的生产方式,有益于社会生产力和封建文明的发展与积累.自秦汉至明,控制中原地区的历代统治者,多数都利用农业社会的强大组织力量,不断修筑长城,同时采取大规模向长城带沿线移民、修筑交通通道、开拓边疆新区域的举措,促进了中原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而通往西域的河西走廊交通孔道的打通,长城的延伸,使畜牧业经济地区一分为二,削弱了游牧民族对中原农业区的威胁,使中原农业区与新疆南部农业区联结成为统一体.随着历史的发展,这条通道进而形成为联结中亚、南亚、西亚以及欧洲、非洲的走廊和重要枢纽,成为中西经济、文化交流和国内东、西部各民族经济、文化交流与辐射的极其重要的输送线.所有这些,为中原经济、文化的发展与扩散提供了广泛的机会. 　　更重要的是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类型之间存在相互依存、相互需要、相互促进的关系.农业经济既需要畜牧业为自己提供农耕、运输用的畜力和战马、牲畜、皮毛、珍贵药材等畜力和物力,也需要不断向畜牧经济区出卖农副业及手工业产品等,使畜牧业经济地区成为农业经济地区的重要商品市场；而畜牧业经济不仅需要农业经济地区提供粮食、布疋和铁、铜、锡、金、银、陶器等各种手工业品,而且也需要出卖自己的皮毛、药材等产品,这样便促使了两种经济的贸易交换沿长城一线不断展开.自秦汉至明清,长城沿线的许多关口,在历史上成为农、牧两大经济、文化系统民族交易的场所或中心,加之特殊情况下的民族之间的抢掠,使农、牧业产品沿长城一线集散,长城一线也就成了国内最大的贸易市场和物资供求、集散基地.在历史发展过程中,许多关口逐渐发展成为长城沿线的重要城镇.可见,长城既保证了农业经济、文化与畜牧业经济、文化的正常发展,又为二者的交流和相互补充提供了场所和方便；又起着调解两种经济,使农、牧业经济朝着主辅相互配合的方向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讲,长城又是农、牧经济的汇聚线.因此,长城不单纯是曾起过将两种经济、文化分割开来的作用,更重要的还曾担负着将两种经济、文化联结在一起的重任.